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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24年上海举行的中国天主教教务会议的历史和意义的国际研讨会今天上午在澳门开幕，这是一次纪念中国教会历史上这一重要事件一百周年的重要会议。最近在罗马和米兰举行会议后，选定的地点是位于澳门的中国天主教大学——圣若瑟大学。澳門作为传教的重要枢纽运作了几个世纪。

近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将持续到周六，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学者，几乎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场的少数非华人都是资深传教士兼学者，他们为中国奉献了一生。教廷驻香港的两名外交官员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在澳门举行的研讨会具有明显的学术性，其全面的报告重点关注上海区议会历史的具体方面以及教会随后几年在中国的旅程。它的形象本质上是教会和传教士的。会议于今天早上开始，有两段视讯致辞，一份来自传教部副部长类斯·安东尼奥·塔格莱（Luis Antonio Tagle）枢机，另一则来自香港荣休主教汤汉（John Tong）枢机，并附有澳门主教团李斌生（Stephen Lee Bun Sang）主教的问候。

韩大辉（Savio Hon Tai Fai）总主教随后发言，这位主教是现任教廷驻马耳他大使，来自香港，曾担任万民福音传播部的秘书。在他的演讲中，他谈到了曾任驻中国使徒代表的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向中国教会提供的关于如何“学会倾听当地文化”的例子。

韩总主教引用枢机回忆录，从“愿中国为中国人，为中国人为基督”的座右铭开始，从治愈创伤的愿望开始，概述了这位梵蒂冈外交官的预言性直觉。他指出，早在 1923 年，他就敦促殖民国家不再对被民兵和土匪杀害的传教士的鲜血进行赔偿。总主教说，：“面对攻击的威胁，传教士需要的不是保护国，而是谨慎，对天主的信任，甚至准备好面对最终牧羊人为羊而死的情况。”韩大辉还指出，剛恆毅对华人理事会的优先考虑是“每个传教团的双重目的：传播福音和建立由当地神职人员管理的教会”，并补充说“播种的方法比播种的方法更受欢迎”。从欧洲移植树木。 ”

同样，意大利主教敦促外国传教士“认真学习和欣赏当地的语言和文化”，透过培训、办公室和尊严来提升当地神职人员的地位，并对中国建筑、当地音乐、艺术甚至中国人持开放态度神职人员的服装。

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兼《亚洲新闻》编辑部主任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也在会上发言。他将科斯坦蒂尼枢机的形象与真福保禄·曼纳（Paolo Manna）的形像以及他在1929年写下的《现代福传方法》的勇敢观察进行了比较，而这正是他针对中国所写的。因此，即使在殖民时期，一些传教士的声音也清楚地理解“福音是自由的代名词”。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柯毅霖神父也提出了第二届中国理事会的问题。 他说：“一个问题可能与跨文化有关，当今的中国文化、信仰的表现形式和礼仪之间几乎没有创造性的融合。需要进行神学和牧民反思，以促进信徒以适合日常生活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仰。

对于中国天主教会的现状，北京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教授王美秀教授在下午的会议上表达了担忧。她解释称“近年来，由于多项法规和法律的规定，多层次的规定要求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不得参加教义讲授”，或“进入朝拜场所”。这些限制尤其影响天主教会的生活。事实上，她补充说：“与以前相比，可以进入教堂的人数有所减少。”

“我记得上世纪80、90年代，有人用『宗教热』这个词来形容基督徒人数不断增加的现象，甚至有人说，当时的人数增长趋势是『宗教热』。“近年来，由于缺乏统计数据，由于老年信徒数量下降，受疫情影响，以及新生婴儿数量持续下降，儿童和青少年的机会减少。接受的信心已经减弱很多。天主教徒人数正在减少的估计正确吗？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近年来，内地经济领域频频发明新术语，例如减少开发、减少库存等等。这些新词能用来描述中国天主教徒的增加或减少吗？想想一百年前的上海建会，这肯定不是参加者的父亲们愿意看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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